赵丹青：《一九八四》的空间诗学
┃Blessed is the One Reading
┃讀書的人是有福的
《一九八四》的空间诗学
温斯顿的家
温斯顿的家是小说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温斯顿所居住的地方在小说中被称为“胜利大厦”，在胜利大厦里到处贴满了老大哥的画像。其内部的环境则是“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下雪屋顶就漏，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在门厅中“有一股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本文使用的是董乐山先生的译本）可见温斯顿及其他外围党成员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除了物资匮乏、食物缺乏之外，温斯顿的家中也并没有什么设施，可谓家徒四壁。
奥威尔对温斯顿的家重点描写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侧墙上的电幕，这个意象贯穿整个《一九八四》的始末；另一个则是位于电幕视野死角的壁龛，在这里温斯顿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反抗的过程。这种“电幕－壁龛”的二元组合恰好对应了权力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私人空间（private sphere）经常作为与“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相对的概念。按照通常的理解，私人空间是指个人可以在此空间内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威或隐私，并且免于其他权力的侵扰，一般包括家庭、居所等场所。“家”作为一个典型的私人空间，其居住者在此享有绝对的隐私权利。在《一九八四》中，“家”是电幕实施其权力的重要对象。电幕的作用是双向的：其一为放送信息，即永无休止地播报新闻、音乐，宣扬意识形态；其二为接受信息，即监控居民的一举一动。
在温斯顿的家中，电幕的视线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生活空间，除了建造时留下的漏洞——壁龛之外，温斯顿在家中任何位置都无法摆脱电幕的影响。电幕中的声音不断干扰温斯顿的生活，而这种喋喋不休的扰人声音只能降低音量，却不能完全关掉；与此同时，温斯顿的一举一动也被电幕后面的眼睛监视着，奥威尔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在早操时，温斯顿因为没有碰到脚趾而被电幕后的女教练点名；甚至在电幕视线的死角，即狭小的壁龛当中，温斯顿的声音也仍是有可能被听见的。由于电幕的控制，温斯顿家中真正能够隔绝视线的地方只有壁龛所处的位置。电幕强大的权力将个人逼至一个无声的缝隙里，而正是在这个狭小的水泥夹缝中，温斯顿的怀疑才得以形成。
在小说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与“家”相关的场景，即核心党员奥勃良的居所。他所居住的地方是精致而奢华的，“什么东西都令人望而生畏——公寓大楼的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什么东西都十分华丽，什么地方都十分宽敞，讲究的食品和优质的烟草发出没有闻惯的香味，电梯升降悄然无声，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穿着白上衣的仆人来回忙碌着”。在奥勃良与温斯顿交谈的过程当中，他甚至拥有关掉居所内电幕的“特权”，使他们免受干扰。
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空间结构与乌托邦作品中的空间形成鲜明的对照。16世纪，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不乏对“家”的描写。在莫尔的描述中，乌托邦居民的家“整段建筑的住屋后面是宽敞的花园，四围为建筑的背部，花园恰在其中。每家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此外，装的是折门，便于用手推开，然后自动关上，任何人可以随意进入。因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事实上，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乌托邦”的诞生是出于莫尔对于公有制社会的一种憧憬，所以在他所描写的乌托邦居民生活多呈现出一种安宁祥和的状态，不似奥威尔所描述的温斯顿那样受到严厉的压制。然而《乌托邦》中所描述的“家”和温斯顿的家有着更深层次上的相似：都具有被随时入侵的可能性。温斯顿的家通过电幕被一种“可能存在”的眼睛监视着；而乌托邦的家也可以被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随意出入，同样具有私生活随时被他人窥视的可能。
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家”彻底消失了，变成了迅速更替的宿舍。“在他们那里，房屋、宿舍、床铺和其他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是公有的。每隔六个月由主管人员安排每个人的居屋，指定谁住第一宿舍，谁住第二宿舍，并在每个宿舍的门楣上贴着居住者的名字。”如果说《乌托邦》中还多少保留了“家庭”的概念，《太阳城》则将其彻底废除。人们的居住和私生活都是被统一安排、密切控制的，在太阳城中居住的平民几乎没有私人空间的场所。
黄金乡与林顿先生的小屋
相比于破败压抑的伦敦，黄金乡则是一片明朗宜人的乡村景致。5月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树叶洒在温斯顿和裘丽娅的身上，微风吹拂，古老的牧场上有鼹鼠停留过的痕迹，不远处有溪流，溪水中有鱼游过。在这里他与裘丽娅可以尽情地交谈、拥抱、做爱而不受电幕的监视。对温斯顿而言，这里是一片自由的乐土，它曾经出现在他的梦中，是当他受到权力的压制时对于自由的幻想，在这里他可以短暂地成为一个自由人。
这里并不是温斯顿的家，温斯顿在伦敦的居所实际上是一个牢笼，反而在这一片无名的荒郊野外才是真正属于他和裘丽娅的私密空间。因为真正的私人空间被剥夺了，而在这样一个通常意义上绝对是非私人场所的郊区，反而成为两个人真正能够享有隐私的地方，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黄金乡是一个理想中的地方，即便是在书中它也仅仅出现过一次，这短暂的时光也正好符合了温斯顿与裘丽娅初次幽会的狂喜。更多时候，黄金乡只是一个梦幻中的地方，它代表了温斯顿内心仍存在的那些美好的事物，是他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林顿先生的小屋则是温斯顿可以享受私密的另一处地方。这里很简陋，却充斥着怀旧的气息：地毯、大床、破败的安乐椅和老式的玻璃钟。温斯顿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屋就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孑然一身，安全无恙，没有人看着你，没有声音在你耳边聒噪，除了壶里的吱吱水声和时钟的滴答声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他将裘丽娅带到这里，享受她带来的核心党员才能享用的食物，享受幽静安宁的二人时光，他们彼此交流、读书，怀念一个世纪以前的小物什。
虽然这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最普通的家庭生活，但对于温斯顿来说却是梦寐以求的。这里是奥威尔为温斯顿创造的一个私人空间，在这个可以免于监视的环境里，温斯顿才有可能享受自己的生命；同时他的思想也是自由的，在这里他确认了自己的怀疑，确认了英社的本质，拥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思想。然而这样的安宁和自由最终还是被打破了，最终我们发现，在大洋国中这些所谓的安宁和自由只不过是一个圈套，电幕一直都存在于画片的后面，监视他们的行动，而林顿先生则摇身一变成为思想警察。温斯顿和裘丽娅费尽心思给自己营造出的可以享有隐私的地方最终也难逃从始至终被监视的命运，这正是《一九八四》令人绝望的地方。
真理部的办公室
温斯顿的办公室是《一九八四》中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他的办公室位于真理部一个庞大的大厅里。温斯顿作为大洋国英格兰社会主义的外围党员，在四大部门之一的真理部工作，他的工作内容就是不断地修正历史，使之与现在的新闻相符合。
在小说一开始奥威尔就对真理部的形态进行了描述，“庞大的金字塔式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它区别于任何在伦敦可见的建筑。温斯顿的办公室位于一个大厅中，每个人在一间可以彼此看见的小办公室中，整个真理部有无数这样的工作区间。电影《一九八四》对温斯顿的办公环境有着更加直观的表现，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温斯顿在忙碌他的工作，镜头上移，渐渐显现出整个大厅的工作人员，他们被淹没在彼此之中，穿着同样的衣服，像蝼蚁一样不可辨认。真理部作为一个权力机关，它的庞大也同样体现着国家权力的庞大，而个人在面对这样宏大的建筑之时，则只会感觉自己极为渺小。
在真理部的大厅里每个人被安排在精心规划过的小隔间之中，彼此占有一块地方且互相分离。按照福柯的理论，空间的精细分配是出于规训的需要，“它首先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避免按组分配空间打破集中布局，分解庞杂的、多变的因素”（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62页）。通过规整的空间分配，权力将空间有效地组织成便于解析的空间，满足其监督的需要。在这种布局中，有效的联系被建立起来，而无用的、或者说有害的联系被消除，比如员工之间的交流、怠工或者密谋。大厅中的小隔间使得在真理部工作的人不能够轻易地彼此交流，同时每个人确定的位置也可以使未出席的人轻易地被发现，纪律在这里可以有效率地进行。
在电影里，温斯顿的小办公室的设计还有一处十分值得留意：除了在每个人的面前有一块电幕之外，隔间挡板是透明的，这意味着人们虽然不能彼此交流，但可以相互看见。由于电幕的存在，这种视线很难成为一种密谋，反而在意识形态的帮助下，来自他人的视线将很容易成为一种带有敌意的监视。坐在后面的人可以很轻易地看见坐在前面的人，可以随时看见他是否有异乎寻常的举动；出于被观看的心理，人们同样也会处于一种不能违背命令的恐惧之下。
这种设计无疑是另一种对于隐秘行为的消除，人们在彼此监视的情况下可以保持对真理部的绝对忠诚，这与电幕所产生的心理机制是相类似的。同样的，这样的监视安排在《乌托邦》中也存在，在人们进餐的食堂中，餐桌的位置是这样被安排的：“两旁餐桌是年轻人使用，接下去又是老年人用桌，全食堂的餐桌都是这样互相间隔地排下去，年龄相同的人一桌，又和年龄不同的人交叉。他们说，这样安排，老人们的严肃而可敬畏的威仪足以防止青年言行失检而涉于浪荡，因为他们一言一行都逃不了在场老年人的注意。”通过刻意的规划，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他人的视线之下，达到规训行为的目的，同时也抹除了在这些公共场所里可能存在的私密空间。
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可以自由讨论和发表意见的场所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从公众舆论的角度，《一九八四》中其实并不存在开放的公共空间。由于行为的监视和思想的严密控制，已经不可能有与公权抗衡的可能。在大洋国之中，不存在私人空间，也同样不存在公众舆论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在中午的时候，温斯顿工作的大厅变成了一个进行集体仇恨的空间，这时它的性质便有所改变。每天11点在真理部都会进行两分钟仇恨的活动，大电幕上展示变节分子果尔德施坦因的形象，他批判老大哥，批判英社的专政，宣扬自由的主张。
大厅或者是广场式的设计在反乌托邦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通常作为驯化和教育的场所。在大厅中，人们狂热的集体仇恨使得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产生一种迷人的效果，即一种强大的幻觉。个体在众多人疯狂的呐喊和嘶吼之中极容易丧失理智，拥有众多同志的想法会使人对自己正义的立场确信无疑，并轻易冲破暴力的底线。多数人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攻击少数人，这本身就带有类似狂欢一样的性质。对于贫困生活的不满和对欲望的压抑被转移到了对敌人的仇恨上，情绪得以发泄，而权力却收获了更多的信徒。在大洋国中，类似于果尔德施坦因所宣传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一类常识问题被人们攻击，因为在大洋国中常识已经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仇恨对象的虚无，强大的仇恨是可以轻易地被转移的。温斯顿感觉“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好像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他甚至一度想象自己将裘丽娅杀死。由于对象的虚化，仇恨仪式的本身才是重要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轻易抛弃自己的矜持，他人狂热的情绪使得人心中的暴力得以释放，甚至加倍地实施。
友爱部的牢房
在温斯顿被思想警察逮捕之后，他被带到了友爱部里。对于友爱部，奥威尔在之前就有所描述：友爱部没有窗子，没人可以进入，有着重重的铁门和防御机制。在大洋国，友爱部发挥着如同监狱一样的功能，同时也为大洋国生产敌人。由于没有窗户，温斯顿在这里无法得知确切的时间，同样也不能知道这里的位置。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在友爱部的牢房之中被消除，个体被完全孤立在所属的世界之外。
牢房是一个贴着白色瓷砖的房间，有供人坐着的木架，但只够一屁股坐下，使人时刻处于一种不适的状态。在每一面墙上都有电幕，一共四个，监视犯人的一举一动。虽然牢房的格局使人感到压抑与恐惧，但事实上，友爱部牢房的构成和温斯顿的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小说中出现的三个重要场景：家、办公室和友爱部的牢房中，规训与监视始终存在，有区别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并且呈现层级递进的趋势，而温斯顿的身体在此过程中一直都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在温斯顿的家中，权力
通过电幕控制其活动达到规训的目的：温斯顿的生活时间要严格遵守电幕上的指示，同时也不能做出异常的举动。其中奥威尔重点描述的场景——广播体操是权力操控身体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它几乎完全符合福柯在分析驯顺的肉体时所提到的：广播操拥有严格的时间表、对每个动作的时间有所规定、对肉体的姿势的规定和禁止怠惰的原则。通过这一套规范，权力达到驯化的目的。
当意识形态的教导在温斯顿的身上失效之后，“乌托邦”回归到了最原始的野蛮方法来进行规训。这种情况正如汉娜·阿伦特曾写到过的：“权力和暴力是截然相反的，在其中一个绝对统治的地方，另一个就不存在了。暴力出现在权力处于危险的地方，不过任其发展，它会在权力消失中结束。”（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p. 183）英社的权威在温斯顿身上出现危机的时候，它利用人们对于疼痛的恐惧，使身体在酷刑下退化成为一个仅仅是被施加暴力的有机体。温斯顿受到了严酷的折磨，他被五六个人拳打脚踢，不停地遭到毒打，被扇耳光，被揪头发，不允许他去小便，用强烈的灯光照射他直至他流出眼泪。温斯顿在这样残酷的折磨之下完全失去了抗辩的能力，尊严被摧毁，一切子虚乌有的罪名他都完全不否认。在此之后，奧勃良在对温斯顿实施思想矫正，最终使得他背叛了裘丽娅。
在友爱部这样一个完全封闭的、失去了时间和空间定位的场所，权力失了任何的约束，可以对个体进行肆无忌惮地碾轧，以重建自己的权威。“武力通常并不只是用来消灭某人行动的能力，而且还要在权力对象心目中建立对掌权者未来的可信性，相信掌权者有意愿、有能力使用武力，或者事实上建立或重建一个并不基于武力威胁和恐惧的权力关系。”（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哲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实施在温斯顿身上的酷刑可以说是对其信仰的矫正与恐吓，同时也是对他之前所产生的怀疑的惩罚。
升级版的圆形监狱
在讨论《一九八四》中的空间结构时，不得不提的是著名的圆形监狱，亦称全景敞视建筑的理论。圆形监狱最早由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提出的，但当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直到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问世之后，全景敞视主义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
圆形监狱的结构大致如下：“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处有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大圈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福轲：《规训与惩罚》，刘北武、杨远缨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4页）犯人被关在独立分割的小囚室里，监督者只需在瞭望塔就可以观察每一个人的行为。对每一个囚室的分隔，使得它有了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而保了“向心的可见性”，使得密谋和暴动很难发生。（同上，第225页）由于逆光效果，监督者可以很轻易地观察到囚室里的情况但又不会暴露在囚犯的视线之下，光线被重新请回了牢狱之中，并且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光线的不平衡打破了观看／被观看的二元统一机制，使得监督者的身份、力量不重要了，他可以是任意一个人，监督的目光变成一种虚化的权力，这种权利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同上，第226页）对于被观看者来说，这种可见与不可见的不对等使得他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处于被监视的状态。由于他确定已知的、确切的惩罚的存在，他必须自己承担起监督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压制他的力量事实上是来自他自身的。权力得以在被监视的人身上自动地实施，它不再体现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这一整套精密的权力运作机制之中。
在《一九八四》之中，整个大洋国都是一个圆形监狱的范本。虽然在其中没有出现任何圆形监狱的意象，但它与圆形监狱的结构出奇地符合，并且由于技术的介入更加完善了。
在圆形监狱中权力的媒介主要是不对等的光线，而在《一九八四》中这个媒介则表现为电幕。电幕承载着权力者的视线，透过技术的渠道通往每个住户、咖啡馆、工作间。电幕可以随时监视人们的情况，但人们却不可能看到电幕后面的人。电幕不断地放送各种信息，使人们轻易地知道它的存在，但却不能确知什么时候自己被监视着。
奥威尔的描述几乎和圆形监狱的运作机制一模一样：“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有电幕，甚至不需要瞭望塔的存在，空间的设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圆形监狱的设想变成了一套技术手段，但本质上它还是一种对于目光的统一分配和安排。甚至原有的圆形监狱中一些可能产生不利的因素也被消除了：电幕使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距离变得更近，而实际上他们的物理距离却变得更远。如果说在圆形监狱中犯人们知道监视者的位置是处于瞭望塔中，那么在大洋国里人们连监视者确切的物理位置都无从得知，这样的话，即便他们有可能发生暴动一类的行为，也无法得知具体要对抗的是什么。权力彻底从一个确切的实体，例如君主、监狱长这样的人身上消失，成为一个虚化的、确切的存在，它在《一九八四》中体现为一个几乎可以确定是不存在的人的形象，即无处不在的老大哥。
电幕所监视的一个个不同的区间就恰如一个个分隔的囚室，但这些象征意义上的囚室却不像圆形监狱里的那样具有横向的不可见性——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但可能存在的暴动和密谋等因素却被其他一些因素消除了，包括监听措施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而这同样也是电幕发挥的功能。在边沁早期设计的全景式监狱中包含了一种监听措施，可以通过一根管子让监督者听到被监督者的声音。但这种装置在后来被边沁取消了，因为这个装置并不能像逆光的设计那样可以做到观看／被观看的绝对分离，监听者的声音极有可能会被被监听的人听到。而边沁必须保证监视者的位置处于一个绝对隐匿的状态，以确保权力的自动性。但是在《一九八四》中这样的装置被实现了，电幕既可以达到监听的效果，又可以保证监听者的声音不被对方听到。这样密谋的可能性就进一步被消除了。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意识形态灌输，任何人都会本能地对其他人产生敌意和防备，这时这种横向的不可见性便被转移至精神层面上了，对于所有叛乱的思想，不仅是监督者本身会防备，普通人也会加以提防，这在圆形监狱里是不存在的。
《一九八四》中不仅实现了全景式监狱中“精神对精神的权力”，并且实现了“精神和精神的间隔”，它在强化权力的基础上，还将其深入到了每一个个体之中，形成一个被监视、互相监视和自我监视并存的状态。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